其四，加强法制。武则天辅佐高宗几十年，深知法制的重要。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垂拱元年，即派人重新删定律令格式。所谓律令格式，乃是唐王朝的法律文书的形式。
简单些说， “律”是国家的法律条文， “令”是关于尊卑贵贱及国家制度的规定， “格”是皇帝下达的有关百官日常行事的敕令， “式”是有关国家行政法规的各种章程。高宗即位之初，律令格式已大体齐备，而以律的成就最为显著。自永徽至垂拱，已历三十余年，律令，特别是格式已有了重定的必要。因此，武则天在广开言路的同时，命内史裴居道、夏官尚书岑长倩、凤阁侍郎韦方质与袁智弘等十余人重新删定。
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是约法省刑。武则天说： “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无为，业光刑措。”由于《永徽律疏》本身“得古今之平”,因而修改时大抵依旧， “惟改二十四条。”对于格式，则根据“便于时”而“堪为当时行用”的原则作了较大的变动，编成《垂拱格》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垂拱式》二十卷。删定工作结束后，武则天亲为《垂拱格》作序，与律令等一道颁下。由于武则天的主导思想正确，加上删修官韦方质、王守嗔等精通法律，因而垂拱格式“议者称为详密”。施行之后，颇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