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时都没有说她疯了，我们相信她是无法控制自己。我们记得所有的年轻人被她父亲赶走，也知道她现在一无所有，她只好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就像所有的人都会那样做。
三
爱丽米小姐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们再次见到她时，她剪短了头发，看起来像个小姑娘，也有些像教堂彩色窗户上的天使——带着几分悲哀肃静。
镇上要铺设人行道，已经签好了合同。那年夏天，也就是她的父亲去世后的那年，建筑公司开始工作了，他们带来大批黑人、骡子和机器。其中有一个工头叫荷默·伯隆，他是一个高大、黝黑、精干的北方人，声音洪亮，眼睛比脸色更明亮。小孩子们一群群地跟在他后面，听他用不堪入耳的话责骂黑人，黑人们则伴着铁镐的起落，唱着歌曲。很快，镇上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了。在广场上，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他的哈哈大笑声，荷默·伯隆肯定在人群中心。不久，我们开始看到他和爱米丽小姐在星期天下午驾着轻便马车游玩，黄色车轮与马房里挑出的枣红马十分相称。
刚开始，我们看到爱米丽小姐有了一些兴致，都很高兴。因为妇女们都说，“当然，格里尔生家的人是不会认真对待一个北方佬工人的。”不过其他人特别是老人，也这样说，即使是悲伤也不应该令一个真正的贵妇人忘记“举止高贵”。——尽管他们从未叫过她贵妇人。他们只是说，“可怜的爱米丽，她的亲人应该来看看她了。”她在阿拉巴马州有一些亲戚，但是，很多年前，为了韦亚特老太太——那个疯女人的产权，她的父亲跟他们闹翻了。从此两家再也没有联系，他们甚至都没有来参加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