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为闭塞已久的中国人提出了新的世界地理概念。它不仅向人们提供了近代世界各国地图，还以巨大篇幅，详述各国史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对资本主义的商业、铁路、银行、学校、新闻制度，乃至议会制度、西方近代机器生产情况都作了介绍，使人们对一向生疏的西方世界有了大致了解。更为可贵的是，魏源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3]的道理。他多次提到俄国彼得大帝勇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致国于强盛的事迹，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认真向西方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将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4]这些话表明魏源力图通过世界史地研究，从中寻找救国之策，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雄心壮志。尽管《海国图志》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毕竟为中国世界史地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徐继畲像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外国史地研究是“开眼看世界”的结果的话，那么，洋务运动时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则是以走向世界，“借法自强”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外国史地编纂和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即此期的许多作者大多有出国游历、实地考察的经历，写书的材料来源更为丰富、更为多途。此外，很多外国传教士也把外国史书介绍到中国来，如林乐知、瞿昂来等人译的《印度史》《俄罗斯国史》《德国史》《欧罗巴史》《万国史》《英俄印度交涉记》《中东战纪本末》等，李提摩太与中国人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这些译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推动了当时的外国史地研究。概而言之，此期的外国史地著作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