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分别是丙午年、丁未年，天下大乱之际，僖宗逃亡，襄王被立为皇帝。
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为丙午年，后晋亡于契丹。
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为丁未年，第二年却出现天书祥符等事，结果大修宫观，大搞封禅活动，使国家的财力人力大为消耗。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607年）为丁未年，王安石进入朝廷，后来变法活动，扰乱国家。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为丙午年，金兵围攻汴京，次年为丁末年，宋高宗去世。
宋朝以后的情形，不像宋朝以前的情形这样明显，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出来，在这两年内的忧外患确实要比平常的年景多一些。
也许，上面的那些灾难都是巧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什么样的巧合都是可能发生的，更何况我们再去刻意地寻找呢？也许，下面的灾难年号也是巧合。
据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自从汉武帝刘彻用“建元”作为年号以后，至宋代的一千多年之间，皇帝的年号有好几百个，其中为时代治乱离合而趋吉避凶、故意附会的年号更是不可胜数。但据说其中有不少年号较为明白地预示了吉凶。
如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年号“永昌”，当时的名士郭璞解释说，“昌”字是个非常不吉祥的字，表示有二个太阳。当年冬天，晋元帝果然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