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桐城派中的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一书，攻击汉学家最烈。
[6]梁启超说，见所撰《清代学术概论》。
[7]袁枚、赵翼、蒋士铨。
第二十四章 清代的社会
论起清代的社会来，确乎和往古不同。因为他是遭遇着旷古未有的变局的。这旷古未有的变局，实在当十六世纪之初——欧人东略——已开其端。但是中国人，却迟到十八世纪的中叶——五口通商——方才感觉到。自此以前，除少数——如在海口或信教——与西人接近的人外，还是丝毫没有觉得。
清代是以异族入主中国的。而又承晚明之世，处士横议，朋党交争之后，所以对于裁抑绅权、摧挫士气二者，最为注意。在明世，江南一带，有所谓投大户的风气。仕宦之家，僮仆之数，盈千累百，不但扰害小民，即主人亦为其所挟制。[1]到清代，此等风气，可谓革除了。向来各地方，有不齿的贱民，如山、陕的乐籍，绍兴的惰民，徽州的伴当，宁国的世仆，常熟、昭文的丐户，江、浙、福建的棚民，在清世宗时，亦均获除籍。此等自然是好事。然而满、汉之间，却又生出不平等来了。旗人在选举、司法种种方面，所占地位都和汉人不同，具见第二十二章所述。而其关系最大的，尤莫如摧挫士气一事。[2]宋、明两朝，士大夫都很讲究气节。风会所趋，自然不免有沽名钓誉的人，鼓动群众心理，势成一哄之市。即使动机纯洁，于事亦不能无害，何况持之稍久，为野心者所利用，杂以他种私见，驯致酿成党争呢？[3]物极必反，在清代，本已有动极思静之势，而清人又加之以摧挫，于是士大夫多变为厌厌无气之流，不问国事。高者讲考据，治词章，下者遂至于嗜利而无耻。管异之有《拟言风俗书》，最说得出明清风气的转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