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素以金融专家自诩，并曾对国民党的金融政策多有贡献。他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手握黄金外汇储备和接收物资之筹码，一度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颇具信心，其经济政策也更偏重于金融方面。宋子文以实行金融开放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作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最重要之举措；通过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比价，稳定法币币值；通过开放黄金市场，出售黄金，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之流通；通过大量进口和出售接收物资，缓解市场物资供应的不足，压抑物价。他认为这样“对外贸易便可畅通，各项物资尤可随人民的需要而增加；游资之流入投机市场，以助长物价之波动者，亦可纳入商业正轨；国外原料及机械，也可因对外贸易之恢复，源源进口，来配合国内工业之发展；足以使增加生产，并收平定物价的效果”。在他多管齐下的措施作用下，1946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势头趋缓。然而作为金融专家，宋子文深知上述种种不过是治表之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只有做到政府预算收支的大体平衡，才能少发通货，对物价釜底抽薪。他承认：“胜利以后，健全财政，实为首要，而必须求收支趋于平衡之途径，则通货膨胀，自可逐渐遏止，一切金融经济等问题，始可获得解决。”因此，他将“安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作为其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宋子文当政后，大幅度增加了货物税税率，并提高了进口货税率，以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收入，但因为法币币值的剧烈变动，预算收入与军费开支相比较，不过是杯水车薪。以往用于填补财政亏空的重要手段——公债，由于法币信用的低落难以发行。政府实际收入的大部分依靠出售黄金外汇和接收物资的非税收入，一旦此项收入枯竭，则填补财政赤字的惟一办法就只有印钞票，法币信用的完全崩溃即在预期之中。宋子文因此提出，在战争结束以后应积极减少军费，但是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却无力改变现实，拿不出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因为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中共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开支只能靠中央银行的垫款，也就是靠无限量发行纸币来解决。宋子文也承认：“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由于军费开支之庞大，军费和以特别支出名义支付的军费已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60%以上，实际支出则更多。军费事实上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政府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力求实现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打算只能是不具现实意义的空想而已。根据政府编列的预算，1946年收入19791亿元，支出55672亿元，为收入的2.81倍；1947年收入138300亿元，支出409100亿元，为收入的2.96倍。实际上，因为通货膨胀的因素，政府预算也失去了控制与反映收入和支出的真实意义，实际收入虽因通货膨胀而增加，但实际开支增加的数额更大，政府财政已成为完全依靠发行钞票应付开支的赤字财政，所谓管制物价、平衡预算，结果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如时论所言，“根本上讲，物价的病根在于通货，通货的病根在于内战。内战不停，生产不能进展，通货不能停发，物价便无法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