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的倾向和方法两者在社会冲突中还具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使对手失去道德上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安宁和秩序是等同的。上述这一点是社会斗争中所有无法估量的影响中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这一点，它使得受到攻击的统治集团对那些攻击现状的人有一种最为明显的不言而喻的优越性，而后者却被置于公众秩序的敌人、罪犯、暴力教唆者一类，并且中立的社会群体不可避免地要对其群起而攻之。非暴力的倾向和方法打破了这种受攻击的势力的貌似合理的道德自负。如果非暴力运动实际上威胁和危害着现存的体制，那么，它仍然要被指责为反叛和运用暴力而遭到反对。但是，它却不可能轻易地糊弄社会群体的中立分子。当英国面对印度向其帝国统治挑战而极为愤怒时，英帝国主义者常常强调的是“法律和秩序”以及反叛的危险，但它却完全没有那种由于自负而通常会产生的貌似合理的道德面纱。
总之，非暴力的强制和抵抗乃是这样一种强制形式：它为确立社会生活中道德和理性的协调关系提供了最多的机会。它在抵抗期间根本不会破坏对利益与利益的合乎道德和理性的调整过程。对自我维护的抵抗易于使它变得更顽固，并且造成的冲突会激发潜在的激情，而它又会把冲突的实质问题完全掩盖起来。非暴力将这些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它在冲突的领域内保持一种道德的、理性的和合作的态度，并强化了道德力量，而没有去破坏它们。在第一次圆桌会议后，甘地先生与总督欧文勋爵的协商和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可能合乎道德的用非暴力解决社会纠纷的完美例子。两个人的道德机智和精神才能对于达成协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若用暴力来解决相同范围的纷争则是不可思议的。这也是当冲突在方法上和态度上都极少带有暴力性质时，在冲突领域内可能保持合作和互惠的态度的生动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