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谭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确实吸收了佛学的精神养料。康有为早年隐居南海西樵山苦读时，就曾“潜心佛典，深有所悟”；随后在长兴学舍授徒，又“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佛学是构建康有为思想体系的重要因子，如梁启超所谓：“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其为学也，即心是佛，无得无证……所谓历无量劫行菩萨行是也。以故日以救国救民为事，以为舍此外更无佛法。”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关于世界大同理想的理论建构，就吸收了佛教的“众生平等”、“普度众生”等教义。他说：“大同之世，惟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仙学太粗，其微言奥理无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故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在他看来，佛学将是大同世界的最高境界。
梁启超早年师从康有为时，佛学是其受教的重要内容；晚年还特意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渐问唯识学。他曾自称为“夙尊佛法之人”，以为虽“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可见其与佛教的不解之缘。梁氏一生撰述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之初输入》等多种关于佛教史与佛学理论方面的论著，辑为《佛学研究十八篇》。作为学者兼思想家，梁启超特别关注佛教的入世与救世精神。他认为，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就是“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他称引佛说谓：“己已得度，回向度他，是为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为此，他力辩“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认为有了佛所谓敢于“下地狱”的精神，则“小之可以救一国，大之可以度世界”。他不但极力发掘佛学的经世功能，而且在理性认识上也非常推崇佛教。他说：“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他几乎把佛教在人类精神史上的地位，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