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舞台
继伏尔泰之后，启蒙历史学家逐渐完成了历史写作的世俗化和自然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进化的概念引入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波舒哀以及大部分十六、十七世纪的年代学家试图整合世俗和宗教的历史，相反的是，而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哲学史家关注的则完全是世俗世界。他们寻找事件的自然原因，探究社会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历史模式。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例如，1694年的《法兰西学院词典》根本未收入“文明”一词，1798年版的定义也十分简单：“开化的行为，或者开化的国家”,而1832年版新增加了例句：“阻碍一个国家的文明，文明的进程，文明的成果，高度文明。”随着时间推移，“文明”一词逐渐与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联系起来。
引领这一潮流的是伏尔泰1756年的论著《论普遍历史及国家的风俗和性格：从查理曼大帝至今》,通常译为《风俗论》。与牛顿一样，伏尔泰并未挑战基督教时间框架下的年代学，事实上，他对十八世纪新兴的地质学抱有抵触心理，因此也就与“深层时间”无缘。他对历史写作的影响无疑是革命性的。他不再试图调和《圣经》和世俗两种纪年法，而是专注于后者。正如他在《百科全书》的《历史》一篇中所言，“事件的历史可以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我绝不会触碰那些令人敬畏的主题(神圣的历史)”。伏尔泰显然想要使自己的写作区别于那位“著名的波舒哀”。波舒哀的《世界史讲义》(1681)以创世和亚当夏娃为起始，伏尔泰的《风俗论》则开始于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因为他认为这是最早的两个文明古国。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