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的前提是“类”的观念，先哲把宇宙万物归为一类，它们的“理”相同，“道”相通，故可以类推。这种类比象征的创作方式在先秦典籍中突出的代表是《易经》。《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8] 传说中八卦是伏羲创作的，包牺氏就是伏羲，这段记载说明两点：一、八卦的创作取法于自然界的现象，是古人通过对宇宙万物的观察、分析、总结而制作出八种符号（卦形）代表不同类的事物；二、对于同一类性质的事物以同一卦形代表之，不同的卦形经过排列、组合代表事物之矛盾变化，由此可以推测事情的吉凶。唐代的经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易》卦者，写万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也。”[9] 又说：“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阴阳之象以明义者，若《乾》之‘潜龙’、‘见龙’，《坤》之‘履霜、坚冰’、‘龙战’之属是也；或取万物杂象以明义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马班如’之属是也。如此之类，《易》中多矣。”[10] 可见，《易经》以物象来类比人事，例如《乾·初九》的“潜龙勿用”，可类比军事上大军未集，宜按兵以待也。《屯·六三》的“即鹿无虞”可类比行军无向导，冒进险地也。《旅·上九》的“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可类比乐极生悲的道理。孔颖达解释了《易》“象”设喻明理的本质，并以《诗》之比喻与《易经》的教谕会通。事实上，比喻与《易》“象”虽有会通之处，又有本质上的区别，比喻是纯审美的，具有文学艺术层面的真理价值，不一定具有现实层面的真理价值，而《易经》的“象”不是为了抒发感情，其意旨是揭示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