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东征中，钱大钧火线升官，由校本部参谋长升为团长，乃出于运气；
二次东征结束后晋升师长，则是凭借战功；
北伐时留守广州，是蒋介石了解他儒雅有余，勇猛不足，不适宜上战场，更适合留守。而留守期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钱大钧在广州立刻行动，配合李济深发动了“四·一五”政变，清党有功，因此又率先擢升军长，两年之中三步大跳跃，到1933年调任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主任，指挥五个军，甚至与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可谓风光一时。
钱大钧出掌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同以蒋介石“文胆”著称的陈布雷共同主侍从室，可谓红极一时，显赫一时。
然而，钱大钧于西安事变中的一个疏忽，招致蒋介石猜忌，从此江河日下。
可以肯定的是，钱大钧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两次东征中立有战功。后来任上海市长期间也曾对上海的市政建设做过一些好事。钱大钧虽在战场上谨慎有加，但他编练军队、拟定作战方案、出任地方大员以及充当高级幕僚等，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也正是蒋介石重用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