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然,”国立工厂的监督说,“您要相信我,这是绝不然的,因为对于乞乞科夫的农奴,现在两个大敌在那里。第一敌,是和小俄罗斯的各省相近,那地方,谁都知道,卖酒是自由的。我敢对你们断定,只要两个礼拜,他们便浸在酒里,成为游惰汉和偷懒的了。第二敌,是放浪生活的习惯和嗜好,这是他们从移住学来的。乞乞科夫必须看定,管住,他应该把他们管得严,每一件小事情,都要罚得重,什么也不托别人做,都是自己来,必要的时候,就给鞭子,打嘴巴。”
“为什么乞乞科夫要亲自去给鞭子呢?他可以用一个监督的。”
“好,您找得到很合适的监督吗?那简直就是骗子和流氓!”
“这是因为主人自己不内行,他们这才成为骗子的。”
“对啦。”许多人插嘴说。
“如果地主自己懂一点田产上的事务,明白他的人们,那么,他总能找到好监督。”然而国立工厂的监督抗议了,以为五千卢布以下,是找不到好监督的。审判厅长却指责说,只用三千卢布,也就能够找一个,于是监督质问道:“您预备从哪里去找他呢?您能够从您的鼻子里挖出他来吗?”审判厅长的回答是:“鼻子里当然挖不出来的,那不成。不过这里,就在这区里,却是有一个,就是彼得·彼得洛维奇·萨莫伊罗夫,如果乞乞科夫要他来监督他的农奴,却正是合适的人物!”许多人试着把自己置身在乞乞科夫的地位上,和这一大群农奴移住到陌生地方去,就觉得忧愁,真是一件大难事;大家尤其害怕的是像乞乞科夫的农奴那样不稳当的材料,还会造起反来。这时警察局长注意说,造反倒是不足虑的;要阻止它,谢上帝幸而正有一个权力:就是审判厅长。审判厅长也全不必亲自出马,只要送了帽子去,这帽子,就足够使农奴们复归于理性,回心转意,静静地回到家里去了。对于乞乞科夫的农奴们所怀抱的造反性,许多人也发表了意见和重要的提议。那想头可实在非常两样。有主张过度的军营似的严厉和出格的苛酷的,但也有别的表示着所谓温和。警察局长便加以注意,乞乞科夫现在是看见当面有着神圣义务的;他可以作为自己的农奴们的父亲,而且照他爱用的口气说,则是在他们之间,广施慈善的教化。趁这机会,他还把现代教育的兰卡斯特教育法①,大大地称赞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