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丈夫在他自己的家里就欺骗她，闹得整个那不勒斯都知道，她为此感到残酷的痛苦。可是，当他在一五二五年死去时，她亦并不觉得安慰。她遁入宗教，赋诗自遣。她度着修道院生活，先在罗马，继在那不勒斯，但她早先并没完全脱离社会的意思：她的寻求孤独只是要完全沉浸入她的爱的回忆中，为她在诗中歌咏的。她和意大利的一切大作家萨多莱特、贝姆博、卡斯蒂廖内等都有来往，卡斯蒂廖内把他的著作《侍臣论》托付给她，阿里奥斯托在他的《疯狂的奥兰多》中称颂她。一五三○年，她的十四行诗流传于整个意大利，在当时女作家中获得一个唯一的光荣的地位。隐居在伊斯基亚荒岛上，她在和谐的海中不绝地歌唱她的蜕变的爱情。
但自一五三四年起，宗教把她完全征服了。基督旧教的改革问题，在避免教派分裂的范围内加以澄清的运动把她鼓动了。我们不知她曾否在那不勒斯认识胡安·特·瓦尔德斯；但她的确被锡耶纳的奥基诺的布道所感动；她是皮耶特罗·卡尔内塞基、吉贝尔蒂、萨多莱特、雷吉纳尔德·波莱和改革派中最伟大的嘎斯帕雷·孔塔里尼主教们的朋友；这孔塔里尼主教曾想和新教徒们建立一种适当的妥协，曾经写出这些强有力的句子：
“基督的法律是自由的法律……凡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准绳的政府不能称之为政府。因为，它在原质上便倾向于恶而且受着无数情欲的拨弄。不！一切主宰是理智的主宰。他的目的在以正当的途径引领一切服从他的人到达他们正当的目的：幸福。教皇的权威也是一种理智的权威。一个教皇应该知道他的权威是施用于自由人的。他不应该依了他的意念而指挥，或禁止，或豁免，但应该只依了理智的规律、神明的命令、爱的原则而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