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围城》被学界普遍赞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新的《儒林外史》”，但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围城》“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了那个时代的主潮”，“有意无意地避开了那个时代对文学的迫切要求”，因而在表现时代本质特征上要逊于《儒林外史》。[2]对此说法，你持什么看法？试从主题意蕴上、艺术手法方面对这两部作品做一比较。
3.鲁迅与钱锺书都深受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浸染，都清醒认识到了宇宙本体的虚幻性、人生命运如烟花谢幕般的悲剧性，生命个体对既定角色无可奈何的荒诞性。不同的是，鲁迅对于剧中人、“铁屋中的人”并非冷眼旁观、高高在上，而是以炽热而博大的人间情怀去批判他们、去拥抱他们、去拯救他们，是智者与仁者的结合；钱锺书则以“上帝”的姿态，以洞若观火的睿智毫不留情地对芸芸众生丑陋凡俗的一面加以嘲讽，却缺少相应的拯救努力，智者的一面远甚于仁者。这种超远的、“傍观见审”的人生姿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围城》偏离于时代主潮，并在艺术上情理相厄的重要原因。沿此思路，结合评论摘要4、5、6，评析鲁迅与钱锺书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