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種舊的黑暗腐敗勢力之活動，大率以各省的軍權割據為因依。
辛亥以後的各省軍權割據，遠則導源於元、明以來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於元，而明、淸承襲之。此項制度之用意，在利於中央之管轄地方，而並不為地方政治之利於推進。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潑推進，各地俱得欣欣向榮，則中國自來文化傳統，本為一大一統的國家，各地方決無生心離叛中央而不樂於推戴之理。故漢、唐盛時，皆無防制地方，存心集權中央之政策。漢末之州牧，乃在東漢王室已臻腐爛之後；而唐之藩鎭，則起於唐政府無限度之武力對外；皆非地方勢力無端反抗中央。宋代懲於唐末藩鎭割據之禍，乃始刻意集權中央。然行省制度則尚與中央集權不同。行省制實近似於一種變相的封建，乃是一種分權統禦制也。元人所謂「行中書省」，即是活動的中書省，即中樞政權之流動分佈。其意惟恐一個中央政權不足控馭此廣土眾民，乃專為蒙古狹義的部族政權而設此制度。明人不能徹底蕩滌，明太祖廢行中書省，而以布政使為各地行政長官，較元制遠為合理。惟惜行政區域之劃分仍依元舊，而其後複有巡撫、總督淩駕於布政使之上。淸代則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撫尚非常設之官，而淸則各行省必設督、撫，而大體又必使滿族任之。故行省長官乃地方官之臨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領袖與代表。明、淸總督、巡撫皆帶「都禦史」街，以此，名義上雖以布政使為行省長官，而實際而權在督、撫。同時此等長官，皆偏重於軍事統治之性質。故其名曰「總督」、「巡撫」。此種制度在平時足以障礙地方政事之推進，而增加地方輿中央之隔閡；而待一旦中央政權削弱，各行省轉易成為反抗中央，分區割據之憑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