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然，”国立工厂的监督说，“您要相信我，这是绝不然的，因为对于乞乞科夫的农奴，现在两个大敌在那里。第一敌，是和小俄罗斯的各省相近，那地方，谁都知道，卖酒是自由的。我敢对你们断定，只要两个礼拜，他们便浸在酒里，成为游惰汉和偷懒的了。第二敌，是放浪生活的习惯和嗜好，这是他们从移住学来的。乞乞科夫必须看定，管住，他应该把他们管得严，每一件小事情，都要罚得重，什么也不托别人做，都是自己来，必要的时候，就给鞭子，打嘴巴。”
“为什么乞乞科夫要亲自去给鞭子呢？他可以用一个监督的。”
“好，您找得到很合适的监督吗？那简直就是骗子和流氓！”
“这是因为主人自己不内行，他们这才成为骗子的。”
“对啦。”许多人插嘴说。
“如果地主自己懂一点田产上的事务，明白他的人们，那么，他总能找到好监督。”然而国立工厂的监督抗议了，以为五千卢布以下，是找不到好监督的。审判厅长却指责说，只用三千卢布，也就能够找一个，于是监督质问道：“您预备从哪里去找他呢？您能够从您的鼻子里挖出他来吗？”审判厅长的回答是：“鼻子里当然挖不出来的，那不成。不过这里，就在这区里，却是有一个，就是彼得·彼得洛维奇·萨莫伊罗夫，如果乞乞科夫要他来监督他的农奴，却正是合适的人物！”许多人试着把自己置身在乞乞科夫的地位上，和这一大群农奴移住到陌生地方去，就觉得忧愁，真是一件大难事；大家尤其害怕的是像乞乞科夫的农奴那样不稳当的材料，还会造起反来。这时警察局长注意说，造反倒是不足虑的；要阻止它，谢上帝幸而正有一个权力：就是审判厅长。审判厅长也全不必亲自出马，只要送了帽子去，这帽子，就足够使农奴们复归于理性，回心转意，静静地回到家里去了。对于乞乞科夫的农奴们所怀抱的造反性，许多人也发表了意见和重要的提议。那想头可实在非常两样。有主张过度的军营似的严厉和出格的苛酷的，但也有别的表示着所谓温和。警察局长便加以注意，乞乞科夫现在是看见当面有着神圣义务的；他可以作为自己的农奴们的父亲，而且照他爱用的口气说，则是在他们之间，广施慈善的教化。趁这机会，他还把现代教育的兰卡斯特教育法①，大大地称赞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