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唯正者能知变”的道理，明代的董其昌在《画旨》中有着类似的说法，“……士大夫当穷工极妍，师友造化。能为（王）摩诘，而后为王洽之泼墨；能为（李）营丘，而后为二米之云山”。清代的郑板桥在谈及“工”与“写”的关系时，也说了一句充满“辩证”意味的话：“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而后能写意也。”
记得有位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的西方学者说过一句话：即便是第二等的人才耽于写意画，也会导致“衰败”。其中“衰败”一词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相对于工笔画而言，写意画强调超越技巧与法度的约束，讲究笔墨的随机生发，似乎更倾向于艺术中的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然而，殊不知写意画的“偶然”，正是建立在技巧与法度的“必然”的基础之上，是艺术到了高级阶段的产物。没有技巧法度的“必然”作为基础，所谓的“偶然”，所谓的写意，只能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