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子黄渝生告诉我，他父亲的这封信发出后，邓小平很快作了重要批示，特别强调了科技界包括文化艺术界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这个批示尽管没有给黄本人传达，但后来在科技、文化、教育等知识界出现的万千新景象，特别是之后不久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多少与黄汲清的这封信有着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黄汲清本人的问题，也在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总局随后改为地质部，孙任部长的亲自过问下，得到了彻底平反，并恢复了他十几年前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之职，他的大地构造研究室也重新组建了起来。大师的一家老小终于结束鸡笼式的拥挤生活，搬进了三里河的楼房。
当时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关心、过问下，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使得文革和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重大问题得以正本清源。黄汲清是个急性子，他想到那么多年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冤屈和是非，该到了向党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的时渓厂。于是就在年1月11日，再度向邓小平因此信绔方毅转交邓小平，故方毅也是收信人之一发出一信。这封信是我在行将完成此文时才得到的，又是大师生前的一个极其重耍的珍贵文献\它里面不仅阐述了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理论的看法。在地学界至今仍盛传李四光和黄汲清是老对头的一类说法，为防讹传，故我在这里将黄汲清给邓小平、方毅的信全文抄录下来，以供读者了解得更清楚些：邓副主席：方毅同志：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尽管邓副主席的批示至今没有向我传达，但是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信件的批示，而是代表了党对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此后不久，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大地构造研究室正在着手恢复。我衷心感谢党、感谢邓副主席，只有打倒四人帮才能出现这种大好局面，我国地质科学事业才大有希望。我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我要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我晚年的全部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