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批判功能，是要使那康德哲学的伦理神曾嫁接于其上的义务原则，服从于一种能消除这个原则的先天特征的回溯性分析。还原性解释学为一种所谓先天的谱系学铺平了道路。同时，那原来似乎是一个先决条件，即义务的形式原则，现在显得是一个被隐藏的历程的结果，这个历程诉诸那植根于意志之中的归罪行动。于是，具体的归罪显得是形式义务的真理。归罪不能通过那把先天与经验区分开来的反省哲学而达到；只有解释学方法才能够揭示义务根源处的归罪。通过用一种语文学的和谱系学的方法取代像康德的范畴分析那样的单纯抽象的方法时，还原性解释学在实践理性背后发现了本能的功能，恐惧和欲望的表达；在所谓的意志自律背后，隐藏着特殊意志、虚弱意志的怨恨。就像尼采所说的，幸亏这种解经学和谱系学，道德的上帝就是归罪和谴责之神。这就是已经受挫的神。
因此，我们就被引导到第二个问题了：谁是凶手？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栖居于理想核心处的特殊虚无，是超我的绝对性的缺乏。道德之神的谋杀者不外乎是尼采所描述的一个文化历程，虚无主义的历程，或我们可以与弗洛伊德一起用心理学术语加以表达的应用于父亲形象的哀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