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介乎磕和不磕之间的“第三种人”了，如黄宗羲、如顾炎武、如王夫之，索性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干脆远走他乡，遁逃山林，在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方面，自食其力，种田糊口；一方面，苦心研读，潜心著述。统治者的网罗再密，也有鞭长莫及的死角，于是也就不用朝谁磕头。在这个队列中间，排在第一名者，非张岱莫属。首先，他年事高于黄、顾、王等人；其次，他文名不亚于钱、吴、龚等人；第三，也是最重的，他的风流倜傥、他的奇情壮采，使他成为大江南北，无人不知的大名士。
在《陶庵梦忆》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间策杖入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老人辄自喜。”由此可知张岱名盛时，不但山阴装不下这位名士，甚至杭城，甚至江南，也都仰其声名，羡其华腴，慕其文采，效其潇洒而从者如云的。那时，资讯极不发达，消息相当闭塞，这位大名士却有如此众多的粉丝捧场，可见其声名显赫。他在《闰中秋》一文中说到他的一次聚会：“崇祯七年闰中秋，仿虎丘故事，会各友于蕺山亭。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无席无之。在席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从他举办的这次嘉年华来看，这位大名士之大手笔、之号召力、之能折腾、之出风头，则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