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魏丕信：《近代中国与汉学》，见《法国汉学》（三），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3] 参见魏丕信：《近代中国与汉学》，见《法国汉学》（三），8页。
[4] 参见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编者的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5] J.哈贝马斯最近在回答中国学者的提问时也强调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使用的西方背景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困难。参见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6] 最早关于士绅阶层的研究起步于瞿同祖、张仲礼与何炳棣等人。他们强调士绅与官僚机构具有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士绅往往通过科举考试纳入行政体系，在地方管理中作为官僚与民间的中介角色为国家利益服务。这一时期的研究已注意士绅精英的等级与分层，但仍受费孝通等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的影响，基本上认为精英在文化上属于同质性阶层。而地方史研究中所开辟的精英分析则强调地方士绅与国家此消彼长的对抗关系，如孔飞力对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地方社会的研究。这一取向的形成打破了精英同质性的分析格局，直接为国家—社会框架内精英能动作用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前提。参见Joseph W.Eshen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ed），Chinese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Unive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日本的乡绅研究起步于酒井忠夫，到重田德时渐成规模，重田德“乡绅论”的特点是：把乡绅统治理解为国家通过其组织功能控制农民的一种形式，以此来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参见檀上宽：《明清乡绅论》，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461～4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