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口号，标志着人们开始从世界范围内省视中国。其释放出的危机感，无疑是民族觉醒自救的一种表现。随着对西方国家了解的日深，有识之士开始从主张“制洋器”扩充为“采西学”。这就提出了如何对待“中学”和“西学”关系的大问题。
尽管顽固守旧派和开明洋务派，在对待西学上态度迥异，但他们在此中的核心立场却相差无二。顽固守旧派寸步不让地捍卫礼乐教化、伦常纲纪，而开明洋务派学习西方也始终以不损害孔孟之道为前提。正是在应对守旧派的诘难并与之论战中，洋务派才一步步提出并完善了“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和对西方富强之本的探寻，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所倡导的西学，已经不能为不触动根本的“中体西用”所容纳了。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开明知识分子想在中西之间进行文化调和，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1894年，洋务运动筚路蓝缕30余年制造的强大幻象，在“甲午战争”中被击得粉碎。数千年的中央帝国，被一个近邻的蕞尔小国打败，所带来的震撼远甚万里之遥的欧美列强三番五次的敲诈勒索、趁火打劫。梁启超大声疾呼：“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对甲午战败的反思，不仅促使引进西学，实现“从器物到制度”的飞跃，而且使得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如维新变法中坚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率先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