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无论是实证科学也好，还是作为纯粹思想领域的逻辑和辩证法也好，都与“道德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失去了本质上的联系。事实上，当恩格斯把实践理解为“实验和工业”时，他已经使“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蕴含了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康德问题”在他那里已经隐而不显了。
其三，统一的实践概念的形成。
虽然康德力图运用反思判断力和目的论来统一感性与超感性、自然与自由、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技术地实践的”活动与“道德地实践的”活动、“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和“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然而，在他那里，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深，以致这个统一工作收效甚微。在马克思看来，
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16]
马克思不赞成康德把此岸世界（现象界）与彼岸世界（物自体界）割裂开来；从而也把两种不同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他写道：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praktisch]。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Praxis]中以及对这个实践[Praxis]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