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伴随着文学理论的转型，文学理论日益自觉。它不以研究文学而以反思文学理论自身为能事。这样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学”。它无疑是文学理论成熟的表现。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学理论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自觉的反思性。就目前来看，陶东风所持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乃“文学理论学”最典型的形态。因为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对自身持有高度的反思。[36]但是，这种文学理论并没有文学性，更遑论对文学文本做具体分析了。然而，这样的文学理论没有价值吗？陶东风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反思性，文学研究就是不自觉的：它在不断地从事建构活动，却不知道自己如何在建构，哪些因素在制约和牵制自己的理论建构行为。它不知道作为话语建构的文学活动的机制是什么，其限度和可能性是什么，它还以为自己是一个不受制约的超越主体，因此也就不可能最终把这种制约缩减到最低程度。”[37]
第四节 “好文学理论”之问
毋庸讳言，无论从转型后的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看，还是从构成当今文学理论的具体形态（如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学）来看，它们似乎确实属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但只要我们不采取过度的保守姿态，接纳这样的文学理论当是不无理由的。毕竟，看似“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乃是应对新的文学发展实践的结果，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也是有所助益的。退一步说，当“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问题的讨论声中，无论网上网下，都鲜有‘严肃文学’作家的声音——这一情况已经持续了10多年”[38]时，如果我们还局限在对这样的文学文本做内部的细读与赏析，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文学理论的常态，那么我们就要怀疑这样的文学理论是否在助推文学从公共领域撤退，又是否在鼓动文学失去本有的“轰动效应”，并放弃基于这种“轰动效应”的担当与责任。这样的文学理论难道一定比所谓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发展更有利吗？看来，我们很难否认这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