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久以来就认为，在日内瓦，牧师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们，会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违反了教会法而强烈抗议的。但一切都平静如水，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其实，一种普通的不满情绪在酝酿中，只等时机一到，便要爆发出来。我的朋友，或者说那些所谓的朋友，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要求我去领着他们干，向我保证说，公众会弥补议会的过失的。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引起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而且我忠于我曾立下的誓言，永不染指我的祖国的任何内乱，我宁可让侮辱继续存在，宁可永远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去，也不愿以暴力和凶险的手段返回祖国。的确，我是曾期待市民方面以合法而和平的方式出面反对一个与他们利害攸关的违法行为。可是，他们没有任何动作。领导市民阶层的那些人不是在想法伸张正义，而是在努力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他们在暗中策划，但却一声不吭，任随议会推在前面的那些饶舌之人和伪善者或自称善良的人去鼓噪，以便让平民百姓觉着我可憎可恶，并把他们的倒行逆施看作是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面反对非法诉讼程序，但却白白地期待了一年多，最后，我打定了主意，眼见自己为自己的同胞们所抛弃，我决心背弃我那使我寒心的祖国，其实，我从未在自己的祖国生活过，也未曾得过它的任何好处和帮助，而作为对我曾尽力为它增光添彩的报答，它竟然全国上下如此一致地可耻地对待我，而那些本该出来说话的人却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便给那年的首席民事代表——我想，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郑重声明放弃我的市民权，但我在信中仍注意到礼貌和克制。我的敌人们的残暴常常迫使我在落难之际做出豪迈之举时，始终都很注意礼貌和克制的。